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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川和人民委员会各位委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主要是和列宁同志进行沟通，在卡尔·李卜克内西带领德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后，就变成了中德双方对于人民委员会的共同劝说，终于使得俄共布在六月召开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废除余粮收集制，改行粮食税的政策，这也意味着人民委员会将从绝对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后退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开始，也就是新经济政策。
但是俄共布党内对于新经济政策的阻力是相当大的，不仅仅一部分党的基层干部不理解，就连党内的高层领导也同样不理解，特别是听说推动新经济政策背后的是中国同志后，更是激发一部分俄共布党员的不满，认为中国党正试图插手俄国党的内部事务。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公开对新经济政策予以指责。虽然他们批评的用词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认为新经济政策同社会主义理论是根本对立的，新经济政策将导致资本主义倾向和富农倾向。
面对党内对于新经济政策的强烈反对声音，一度让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踌躇不前，打算居中观望先。列宁不得不出面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为代表们解释为什么苏维埃要退后实施新经济政策，此外列宁分别把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叫去进行了单独谈话，使得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最后，列宁要求吴川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就新经济政策做一次简短的发言，以表明中国同志是从革命的实际需要，而不是出于其他想法支持的俄国新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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